成都为何瞄准“城乡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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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为何瞄准“城乡融合”
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新强调，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再次点题城乡融合发展，解决城乡矛盾的突破口，不是瞄准城市化和工业化，而是回到城乡关系本身。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让城与乡以融合之姿，调整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作为超大城市的成都，城乡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同样突出。12月27日，中共成都市委十四届四次全会（以下简称“全会”）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超大城市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加快推进超大城市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考量、路径与举措，以期建成一座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从城乡统筹，再到城乡融合，成都始终争当“探路者”，西部片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就是其努力破题的生动注脚。眼下，决定》的出台，意味着这座超大城市对“城乡融合”给予高屋建瓴的地位，引领城市现代化答卷的书写。
求变要“盆栽”，更要“森林”
党中央强调，到2035年前这段时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曾提到，长期以来将城市和乡村看成对立竞争的独立范畴，试图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解决城乡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这种城市偏向导致长期忽视农业和农村发展，产生严重的城乡差距。
成都恰好就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农村地区面积占91%、农村常住人口占21%。这种格局，好处是当好粮仓以及腹地广阔，但城乡不平衡的矛盾同样突出，而且后者对超大城市发展的制约愈加突出。
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成都一直在破解城乡问题上努力。这些年下来，“范本”频出。如以生态价值转化、农村金融改革为特色的温江模式，促进城乡之间人、地、房、钱、技“五大要素”合理配置的郫都模式等，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包括铁牛村、明月村、五星村都是炙手可热的典型案例。
探索的成果星星点点，难掩城乡融合“只有盆景，不见森林”的尴尬。全会上指出，整体上而言，成都存在着“城乡规划布局不完善、功能定位不清晰、产业发展不充分、要素流动不通畅、融合发展机制障碍未消除”等掣肘。
外部阶段形势的要求，叠加内部解决矛盾的动力，对于成都这类超大城市而言，新一轮破解城乡融合难题的契机已然降临。
全会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到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县域、镇域功能作用更加凸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面呈现，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建成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对于2035年远景目标，成都在“十四五”规划中的提法是“力争高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今“高水平”有了“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更具象化的表述。换言之，在未来十余年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的征途上，成都把“城乡融合”提到了“决定现代化成败”的高度。
成都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研室主任曾明友解读，出台这份决定》，体现出成都“改善城乡二元结构、补齐城乡短板差距、推动超大城市转型发展的强烈决心”，成都推动超大城市转型发展，既要积极作为、又要大胆探索、更要守住底线，努力探索走出一条“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超大城市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的新路子。
相比此前的探索，新提出的“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有了更多意义——
“城乡要融合发展，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次决定》简单理解为乡村振兴，我觉得它应该是基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上改革，以城带乡，否则单靠一个个现有的农村盆景式项目，难以真正让农村繁荣起来、难以让农业发展起来、也难以让农民富裕起来。”
在成都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成都市委主委梁伟看来，现在城乡融合的基础已经有些不同——好的资源已经开发得差不多了，该用的集体建设用地也用得不少了，现在能留下来还没有用的可能就是三圈层沉淀的一部分，“再想从土地资源上去做更深次的文章，是走不出出路的。”
为了摸清情况、找准问题，成都市领导带队开展7个专题研究和4个案例研究。可以说，决定》的出台是立足成都实际，很有针对性的。
比如成都曾赴浙江杭州、湖州等地专门学习了“千万工程”经验，得到一些启示。
浙江县、镇把产业做得很好，往往能够将一个单品做到极致，发达的制造业为城乡融合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成都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县域经济是关键。相比浙江“一县一品”，成都县域产业同质化比较严重，成都还是要做好后半篇文章，加快布局绿色加工、文旅融合、农业社会化服务业等产业。
聚焦县与中心镇这个关键节点，成都提出推动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基本达到10万元以上，培育一批集体经济年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村等具体目标。
联动融合七个方面，
成都为何瞄准“城乡融合”
成都为何瞄准“城乡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