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是否可以来一次量化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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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是否可以来一次量化宽松
（本文作者李伟为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2023年12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批重要的经济数据。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总的来看，11月份，随着各项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但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国内需求仍显不足，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
这段话说得非常到位，经济在持续回升向好，但国内需求仍显不足。
现在中国经济最缺乏的就是内需，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的第一要务，问题在于怎么做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有的看法是中国应该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无需考虑通胀的威胁；有的看法是中国需要推行经济刺激政策，但要避免大水漫灌式的刺激方案；有的看法是中国应该保持定力，谨慎对待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这三种主张中，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更进一步说，中国应该尽快使用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的方法来解决经济中的诸多问题，这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办法。
量化宽松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是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当局（多数国家是央行）通过控制货币供给量，以影响其他经济活动而采取的措施。
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包括调节基准利率、调节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和向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等。
我们可以通过美联储在最近15年的货币政策变化来理解量化宽松的含义。
传统上，美联储通过调整基准利率对经济进行逆周期调节。这里插一句，美国的基准利率是联邦基金利率，它是银行间市场的隔夜拆借利率，是一种短期利率。
美联储在经济过热、通胀高企的时候会提高利率，在经济衰退、出现通缩的时候则会降低利率。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迅速实行了零利率政策，这压低了金融资产的短期收益率，但金融资产的长期收益率依然相对较高。
由于短期利率已位于零的水平，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已无法发挥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但经济活动依然低迷，通缩风险较大，因此美联储推行了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即量化宽松。
量化宽松的具体操作方法就是由美联储出面，直接在市场上买入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金融资产，以此进一步压低国内的整体利率水平，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并避免通缩的危险。换句话说，就是央行通过直接入市的方法来调节经济的运行。
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美联储一共实行了四轮量化宽松。
根据CEIC的数据，美联储的总资产在此期间从不到1万亿美元的规模膨胀到最高时接近9万亿美元的规模。
截至2023年12月6日，美联储的总资产依然高达7.7万亿美元。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量化宽松就是央行利用自身对货币创造权的垄断来直接创造货币并将之注入经济体中，从而达到影响经济运行的目的。
这里要特别注意，央行垄断了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创造权，这是央行施行量化宽松的先决条件，也是央行担当量化宽松主角的关键原因。
救助四大行与中国式量化宽松
虽然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是目前全球知名度最高的一次，但实际上，中国对量化宽松并不陌生，过去曾经用中国式量化宽松做了很多事情，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简称四大行）的救助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上世纪90年代，四大行出现了巨额亏损。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前董事长姜建清在2018年的公开讲话，在2002年末，按照中国自己的“一逾两呆”的标准分类，四大行的不良资产总额为1.7万亿元，不良率为21.4%；假如按照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标准，不良资产为2.07万亿元，不良率为26.12%。
如此高的不良率意味着四大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但四大行是国家的四大行，政府不会允许其破产。
相反，为了让四大行重获新生，政府对四大行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注资和不良资产剥离。这些注资和不良资产剥离中所需的很多资金就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再贷款。
例如根据媒体报道，在始自1999年的第一次四大行不良资产剥离中，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共收购了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在第一次四大行不良资产剥离中，央行总计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发行非常规的再贷款6041亿元。
这些再贷款对四大行的改革非常重要，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财政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例如根据CEIC的数据，1999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为5849亿元，财政赤字为1744亿元。
很明显，财政部当时自顾不暇，拯救四大行完全不能指望财政资源。好在当时经济出现了通缩，不用担心通胀的风险，这为非常规再贷款的使用提供了可行性。
中国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都没有将再贷款与量化宽松挂钩，但两者的内涵都是央行通过创造新的货币直接干预经济运行。
从这点来说，非常规再贷款可以看作是中国式量化宽松。
量化宽松的相对优势
中国经济是否可以来一次量化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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